张晓虹/编辑

在晚清学者、外交家薛福成的《庸庵笔记》里记载了一篇关于光绪庚寅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上海轮失火案”的记录，这起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长江火灾”，知之者甚少，几乎已经被公众彻底遗忘，那么在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十五分钟与三百具尸体

1861年4月，美国琼记洋行“火鸽号”首航上海至汉口，以运载茶叶为主，兼搭旅客，这标志着长江轮船客运从此开始。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管理不善和经验不足等原因，长江航运屡屡出现险情和事故，触礁、相撞，时有发生，而同治丙寅年的旗昌洋行“湖广轮船”失火被焚案，“当时诧为创见之事”，引起不小的震动。可惜这些灾难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小患不除，即是大患之伏，于是一切便在光绪丙寅年来了个“大爆发”。

在“上海轮失火案”发生之前，其实老天爷有过一次“示警”，那就是光绪丙寅年春天的“宝清轮失火案”。宝清轮上除了乘客之外，还搭载了若干箱“自来火”，也就是火柴，其实船员也并非毫无防火意识，特地将这些装有火柴的箱子放在甲板上，而没有放在货仓，按理说是正确的操作，可谁知货仓里面着起火来，“延及舱面，燃着自来火，遂至不可扑灭”。这场火灾遇难者近两百人，有数十人的尸体到最后都未能捞获，十分惨痛。

尽管如此，从“上海轮失火案”事后的总结来看，宝清轮惨案对长江航运的防火安全没起到什么警示作用。

“是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古公司之上海轮船由沪开驶，搭客约逾三百人。”

太古轮船公司是英国太古洋行旗下的轮船公司，系另一家经营长江航运业的英国旗昌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开设于1872年，由于资金雄厚，不仅有多艘轮船航行在长江的江面上，从事客运和货运，而且还设立了自己的码头和仓库。特别是光绪二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和光绪十六年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之后，太古轮船公司在实质上打通了从上海到重庆的长江上下游航运通路，陆陆续续增添了一些轮船——而“上海号”是其中较大的一艘。

循着整个事件的时间线索追溯，不难发现，导致事故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晚十二点钟抵镇江码头装卸货物”。在镇江码头，各种搭乘“上海号”的客人陆陆续续上来了一百多人，跟原来船上的三百多客人加在一起，“统计近五百人”，再加上水手、船员，全船合计“则近六百人”。这个载客量已经大大超标，“人数既多，客舱实不能容”，于是事务长用钥匙打开了大舱，让刚刚上来的乘客暂时住在这里——大舱本来是货仓，“平时不轻启鐍，火禁更严密异常”，但这时既然住进了乘客，“遂不能禁其举火”。

“十四日早四点钟，由镇江趸船开行，至七点钟，始过大河口十余里，近铁板洲之旁，距泥炮台尚十八里，距镇江约九十里，距仪征约六十里。”这时，事务长开始检票，因为怕有人逃票，于是“暂闭楼上下诸舱门，以便稽查”。就在这时，警钟响了。

钟声喤喤，只见黑烟红焰，从大舱直冲而上！由于正刮着东北风，火势很快蔓延到了甲板上，点燃了近桅杆处的二十多具铺盖，“火从铺盖中出，一经搬动，火益炎炎”。更加糟糕的是，在附近堆放着很多棉纱大包，简直就是给火神爷助攻，“须臾，烟焰遂成火球，往来奔突”！大副知道情势不妙，喊水手拽消防水龙来，可是乘客们已经乱成一团，在甲板上纷纭扰攘，很多人就站在消防水龙的皮带上，导致不能吸水灭火。情急之下，很多水手用水桶从江里捞水扑火，但这种办法又慢又笨，“骤闻辖然一声，舱板进裂”，眼看着船有沉没的危险，船长命令舵手赶紧向江滩靠岸。

“须臾，船头已近岸上”，船长知道大火已无法扑灭，眼下转移上岸才是唯一的办法，水手们准备解下救生艇逃生，但一看火势，知道已经来不及，沿着系在船头的粗绳子缘之而下，逃到岸上，至于乘客们的死活，就直接抛在脑后了。就在这时，火势突然变得更加狂烈，“倏忽之间，全船皆火，船首船尾猝已烧断”，船首的客人们“皆因心慌意乱，不知奔避，以及于难”，只有极少数人沿着那根粗绳子逃上了岸。船尾的客人更加倒霉——“客舱多近船尾，诸客无可存身”，纷纷跳入冰冷的江水中。

“天寒浪急，游泳为难，十不活一。”面对船上浑身被火者的奔逃惨叫，对面江水中挣扎灭顶的惨绝人寰，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附近的“炮船、盐船、渔船，皆坐视不救”。由于狂风助纣为虐，从火起到“全船俱烬”，只用了十五分钟，死者超过三百人，而放弃救援乘客、只顾自己逃生的船员和水手只殒命三人：分别是一名茶房、一名厨师庖丁和一名司舱。

关于起火原因的三种猜测

惨案发生后，“上海仁济堂绅董遣人雇救生船连日打捞，得尸二百数十具”，不仅逐一入棺，而且请来照相馆一一为之照相存留，这样，遇难者的家属哪怕是远道而来，尸体因为时间的原因导致腐坏，依然得以认领，而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则丛葬于义冢。在幸存的二百人中，除去水手和船员外，乘客仅有百余人而已。火灾发生七八天以后，那艘烧得残缺不全的上海轮，由两艘轮船拖曳着带到镇江七濠口，“船中尚有余烟，亦有焦臭”，往来经过的人们莫不掩鼻而过，境况之惨，可见一斑。

对火灾现场的勘查，一直到上个世纪中期依然是一件不易之事，何况1890年的大清朝，这也就导致上海轮的起火原因，一直是个谜，在众说纷纭中，有传闻，有臆测，真个是言人人殊。但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吸烟说。“有客在大舱吸水烟，遗火煤纸于舱板，觅之不见，以壶中茶灌之，以为熄矣。不虞少时烟焰迷漫，火仍冒起。”不过也有人说，引火物并非吸水烟用的火媒纸，而是鸦片烟。有人抽完鸦片烟之后，把没有熄灭的烟灯放进鞋篮子里，顷刻间火就着了起来，肇事者“遽取掷之水中，而余火已延及棉花包矣”。

二、煮饭说。有个客人在炉子里煮食物，旁边正好是棉纱包，火星一溅，就导致不可收拾之灾祸。

三、报复说：当时船上有扒手，船员将其缉拿，“匪徒衔恨，施此毒手，然此小窃之辈，岂不知一经种火，四面波涛，无可逃避，将必同归于尽。彼计虽凶很，未必若是之愚也”。

不过上面三种说法，都不是出自目睹者，“以目睹者，皆已葬身火中也”，但排除第三个原因之外，前面两个原因都可以说是乘客的消防意识不到位导致的。当然，起火后，混乱局面下，消防器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也导致了灾害不断扩大。至于水手和船员在灾害面前放弃对乘客的援救，可耻地临阵脱逃，更是遇难者数量如此惊人的主要原因。

而侥幸在火灾中逃出生天的人，其实也都各有规律可循：

一是生死关头，时间就是生命。有位姓邓的，与一位姓李的朋友在客舱里并榻而卧，火起的时候，他见火已经逼近门口，催促李某跟自己赶紧往舱外跑，但李某居然好整以暇地先穿袜子，又寻腰带，一时找不到腰带，彷徨无措。邓某急了，拉着他要往外冲，李某却执意要找腰带，居然把邓某推了个仰八叉。邓某一见好良言难劝该死鬼，“遂冲火突出”，回过头时，见大火已经封住了门口……

二是逃生方法得当。有一位从台湾回到内地召集兵勇的副将贾某，也在这条船上，起火后，身在船尾的他，见船头已经靠岸，逃生者“悉缘船侧之绳缒而下水，水浅仅及腰际，少壮者遂一跃而下，均获生全”，于是也想往船头跑，奈何大火瞬间切断了通路，他只好返回船尾，“见船后波涛与江心无异，恐无生理”，于是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径直往下跳——凡是直接跳进江心的人，衣服全部浸水之后迅速变得沉重，所以无不沉没——而是也找了根粗绳子，坐在船边的铁栏杆上，这时拥挤到船边的人越来越多，一下子把他挤了下去，但他有粗绳在手，所以徐徐溜下，“和衣倒卧水面”，这样浮沉了半里地，经一小船救起，“亦一时之急智也”。

还有一位扬州的店主，本来打算坐上海轮去芜湖，途中因为事情耽搁了，等赶到码头的时候，船已经开走了，他气得不行，把车夫责骂了一顿，等后来知道上海轮出事，才又惊又喜，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

麻木不仁导致他们“并不逃生”

每次突如其来的灾害，都是对人性和人品的考验，高尚或者卑鄙，有时就在刹那之间。

先说高尚的。有一位瓜州司的官员姓陈，本来坐船去省里办公，起火后他和一个人一起抱着一块木板，在波浪中浮沉，那块木板很薄，长久下去撑不住两个人，于是陈某对另外一人说：“这样下去咱们两个都活不成，你能不能答应我，如果侥幸能够逃生获救，一定去江宁石坝街陈公馆，只要告以‘瓜州司’三个字，我家里人就会收我骨于江滨。”那人同意了。陈某即撒开木板，消失在江心。那人获救后，履行了承诺，到陈公馆报丧，陈某的妻子亲往镇江，半个月后才找到丈夫的尸体。

再说卑鄙的。有个洋人带了两名日本小孩坐上海轮旅行，起火后他本来想回客房拿了东西再逃，但见火势太猛，果断地带着两个孩子“舍弃一切，尽力逃生”，好不容易逃到岸边，站在岸上的乡人不但没有赶紧向遇难者施以援手，反而冲过来扒那俩小孩的衣服，洋人勃然大怒，挥拳就打，总算赶跑了这些地痞流氓。现在想来，这种非但见死不救，反而趁火打劫的“传统”，直到今天还在一些地区得到“传承”甚至“发扬光大”吧。

也许是“上海轮失火案”的损失实在是太惨重了，事故发生后，有关方面终于开始制定轮船防火的措施：一、轮船勿装引火之物，凡洋油、自来火、棉纱、棉花等易燃物，坚决不允许它们上船；二、货舱就是货舱，坚决不允许住宿或承载普通乘客；三、船上设立专门的吸烟区域，“所有旱烟、水烟、鸦片烟、雪茄烟、纸卷烟，不得随地呼吸、随手乱抛”，其他区域，尤其是货舱附近，坚决不允许吸烟和点油灯；四、消防水龙要随时演练，救生艇应该多准备几艘；五、从船员中挑选专门的负责人员，在航行过程中反复巡察，及时发现火情。

在精通洋务的薛福成看来，上述这些措施未免显得可笑，因为“余谓江海轮船之规例本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些消防措施本来就属于任何一条船都要遵守的基本规则，只是无人认真遵守执行，导致废弛，他不禁感慨：“夫苟能恪守成法，则何事不可防，岂独轮船失火也哉？”

“生民之厄，惟水火为无情，无妄之灾，惟焚溺为尤惨。”薛福成说，一般来讲，陆地上遭遇火灾，逃生者十有八九，“以其出路较宽也”，而在航行中遭遇狂风、触礁，幸免者十常六七，“以其待援较易也”。最可怕的就是“轮船行水，而遇猝然之火”，因为这属于两厄交乘，不死于火即死于水，所以，自有轮舰以来，外国的行海各船，防火之法，规例极严，船上失火的事情很少听说，但在中国，类似事情屡屡发生，固然是因为各个航运公司为了招揽生意，随意超载，同时放松了对消防安全的把控，但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值得深思的。

这个原因就藏在那位带着两个日本小孩逃生的洋人的回忆之中，他说他成功登岸后，“回顾诸华人，或缘上船畔护栏，或立舱面，呆若木鸡，并不逃生”……

无论是冲过火墙，还是跳水游泳，抑或抱着木板漂浮，多少还有获救的机会，而当时在船上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竟处于完全不知所措的境地。清末以“麻木”著称的国人，麻木以生，亦麻木对死，回想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竟然觉得先生还是乐观了些，被数千年专制统治钳制得不敢踰矩方寸的他们，岂止是失去自信力，恐怕连自救力都所剩无几了……

1948年2月10日，身在纽约的冯玉祥在一本黑色硬壳封面笔记本里，用毛笔写下遗嘱，他写道“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并对身后事作了安排：“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深埋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作桌椅用。”当晚，冯玉祥又在日记中写道：“我的遗嘱写好了，不怕任何时候皆可死的。”这并不是冯玉祥立的第一次遗嘱，但却是他的最后一次。

案件回放　过程清晰

1948年，冯玉祥死于轮船失火。几十年来，冯玉祥的死因一直是个谜。

当年7月，苏联客轮“胜利号”驶抵美国准备开往中国。行前，冯玉祥分别于7月30日和31日在报上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表示：“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治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从旧王朝走向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

与冯玉祥一起登上“胜利号”的，还有他的夫人李德全，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以及秘书赖亚力。“胜利号”借道埃及，绕过苏联，最后才会抵达中国，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白俄），然后横渡黑海，开往敖德萨。

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和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积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即是8月22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玉祥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冯的秘书赖亚力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此时冯玉祥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冯玉祥致死原因很清晰，是在船舱内因吸入烟火窒息而死，但因其身份特殊，当时就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

按照当时的逻辑，冯玉祥之死应该是国民党特务干的，甚至是蒋介石直接指使的。冯蒋两人的恩怨，说来话长。

结盟兄弟　恩怨情仇

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不仅有过一段“蜜月期”，而且两人还是“互换兰谱”的结盟兄弟。1928年2月18日，在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了结拜仪式，冯玉祥在兰谱中写道：“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蒋介石在兰谱中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 冯比蒋年长5岁，冯为盟兄，蒋为盟弟。

不过，蒋介石与冯玉祥虽然称兄道弟，实则同床异梦。如果说北伐战争时二人还能戮力同心的话，当北伐战争行将结束，各方瓜分利益时，就出现了矛盾。张作霖率部撤离北京时，为了限制冯玉祥的势力，蒋介石用计让冯玉祥放弃了华北，而把这块“肥肉”给了阎锡山。冯玉祥对此耿耿于怀，逢人便说：“我可认识蒋某人了！我们死人，别人做官，真不是东西！”

蒋介石的黄埔系称为中央军，冯玉祥的西北军称为杂牌军。杂牌军的军饷，只有中央军的1/5，待遇极不平等。蒋介石还收买冯部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对其分化瓦解。于是蒋冯决裂。1930年3月14日，冯玉祥联合晋系、桂系等57名将领联合发出倒蒋通电，列举蒋介石的十大罪状，要求蒋介石下野，擂响了中原大战的战鼓。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冯玉祥被迫下野，部队接受改编。

1933 年，日军侵犯山海关，冯玉祥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派干部与他一起组织抗日同盟军。蒋介石指责冯玉祥“赤化”“引用共匪头目”，调兵遣将，进攻张家口，迫使冯玉祥离开察哈尔，隐居泰山。七七事变以后, 蒋介石开始抗日，并与苏联、中国共产党合作，受到冯玉祥坚决拥护。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力主和平、民主，希望和平建国，同中共、民主人士来往较多，蒋、冯二人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冯玉祥与国民党民主派进行的秘密反蒋活动，更为蒋介石所不容，派特务对其进行严密监视。

1946年初，冯玉祥提出出国考察的要求，为了不让他找麻烦，调虎离山，蒋介石也同意他以“水利特使”的名义出国。同时，未经征得冯玉祥本人的同意，蒋介石指使国防部按照抗战后颁发的复员令，给冯玉祥办了退役手续，迫使其离开军界，从此结束了他50多年的军事生涯。“他为这个事很伤心，他可是个终身的职业军人啊。” 冯玉祥的儿媳余华心认为，这也是冯玉祥后来始终不肯原谅蒋介石、反蒋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心系家国　公开反蒋

冯玉祥到美国后，时刻心系国内局势。他一直同国内的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团结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结成反蒋联合阵线。

1947年，南京发生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学生游行的“五·二○惨案”，冯玉祥当即在《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南京当局屠杀爱国学生，镇压民主运动。

《告全国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冯玉祥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在大洋彼岸举起了反蒋的旗帜。得知冯玉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组织御用工具对冯玉祥进行围攻。

1947年夏天，朱学范到伯克利镇看望冯玉祥，冯玉祥将一封信交给朱学范，请他带回香港、上海，转交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信中写道：“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堕落为人民的敌人，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完全背离，对它不能抱任何幻想了；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应该开出革命之花，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完全必要的。”

美国基督教组织美以美会请冯玉祥前往演讲。他用形象的语言给蒋介石取了四个诨号：“蒋介石在中国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教授、学生、青年和老百姓，因此，他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中国哪里会有那么多的共产党，还不是一个人一手造成的？军队待遇不平等，当然一师一旅地带着军火去投靠共产党，人民生活无着，自然会拥护共产党，去加入共产党来推翻这专制无能的政府。所以我说蒋介石是一个‘制造共产党工厂的总老板’。因为你们美国人送给蒋介石的坦克、大炮、枪支、弹药，他都转送给共产党了，所以我说蒋介石是输送军火到共产党去的‘运输大队长’。而且他还是一个‘无底洞的洞主’，无论你们美国给他多少支援，总是永远填不满的。”

应邀回国　死于火灾

1948年7月，冯玉祥应中共中央邀请，准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年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冯玉祥在这“29人名单”中位列第二。其实，冯玉祥与中共的渊源也是由来已久，双方曾有多次合作的机会。

1924年10月，冯玉祥趁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发动了北京政变，组织了国民军，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与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联系。1926年3月，冯玉祥得以去苏联访问。回国后在苏联的援助下，在五原誓师，与南方革命军遥相呼应。冯玉祥也接纳了刘伯坚、邓小平等几十名中共党员去国民军中负责政治工作，不过不久就下了逐客令。

原来，蒋介石于1927年6月和冯玉祥在徐州会面时，提供了比苏联更具诱惑力的条件。因此，蒋介石在东南“清共”，冯玉祥随之也在西北“逐共”。不过，冯玉祥对待中共的态度与蒋汪的斩尽杀绝有所不同，他请辖区内的共产党员240多人到郑州，对他们说，你们要反蒋，我要和蒋合作打张作霖。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然后，他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鲍罗廷及一些俄国顾问也被遣送回国，临走前，还给鲍罗廷一份高等顾问的聘任书，请他以后多多指教。还派两位高级军官沿途保护，一直送到库伦。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为联络反蒋力量，再次与中共秘密接触。七七事变后，他积极拥护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冯玉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表现及与中共多年的友好关系，1941年11月，当他六十寿辰时，中共《新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贺电以及周恩来的祝贺文章。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邀到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冯玉祥认为“毛泽东到重庆，说明他胸襟坦白，一片至诚”。毛泽东等抵达重庆后，就去看望了冯玉祥。9月6日，冯玉祥又在自己的寓所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身在纽约的冯玉祥夫妇秘密来到苏联驻美大使馆，提出途经苏联回国的打算。此后，李德全又两次单独会见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抗战时期，潘曾任苏联驻华大使，是冯玉祥的老朋友。他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最好搭乘苏联客船走，若搭乘他国客船，国民党政府可能会向对方提出引渡，或在船上被特务暗杀。冯同意潘的主张，表示愿乘苏联客船回国。

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1965年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曾说：“……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冯玉祥）才把特务甩开了……”

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的内战年，此前闻一多、李公朴等被国民党势力暗杀，中国共产党迅速将之公之于众，揭露国民党独裁专制，以争取民心。假如中国共产党认为冯玉祥被国民党谋杀，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批判国民党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就此事询问沈醉。沈醉说：“冯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十分怒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

还有一种怀疑指向苏联。但当时的冯玉祥已经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与中共和苏联日益走近，所以说此案若与苏联有关，其作案动机就成了问题。再者，火灾中一共烧死70名国际乘客，这个作案代价明显过高。所以，虽然有此一说，但也缺乏确定的证据，逻辑上也有些说不通。

尽管有怀疑，但每种怀疑都没有“实锤”证据，我们只能说冯玉祥死于火灾，但灾难的背后究竟是否有人为因素，留下的就只能是永远的猜测……

1976年的十月金秋，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春天：历时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漫长严冬终于过去，人民、祖国迎来了精神解放的春天。

然而，对于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来说，这个秋天却不啻严冬，因为他的父亲倒下了，倒在春天即将到来的门槛上……

噩耗、噩耗……

1976年10月18日下午，郭小林正无所事事地在林县县城东边一处平房里与人闲坐。县委组织部的吕章福突然找来，面无表情地说：“你爸有事找你，你跟郭小林走吧。”郭小林跟着他出门，朝县城东侧的马路走去。没走几步就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郭小林心里说，他爸从来不摆谱，怎么还派车来接他？

郭小林随老吕上了车，一路往安阳疾驰，车后扬起长长的尘烟。郭小林提出心中的疑问：“我爸找我啥事？”老吕头也不回地说：“到那儿就知道了。”郭小林暗中猜想，会不会是父亲的工作有了重要变动？才这么高调地行事……

车子很快到达安阳，径直驶进了一处有红砖楼房的大院，后来得知是地委大院。下了车就见正在新乡师范学院读书的妹妹小惠已站在那里（郭小林母亲、大妹是第二天分别从北京和林县胡家庄赶来的）。郭小林诧异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她说是接到县里通知从新乡赶来的。说话间，老吕和车子就不见了，大概返回林县了。郭小林环顾四周，空旷的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影，异常安静。三层的红砖楼房爬满常春藤。正狐疑着，有人从红砖楼房出来，招呼他们进楼去，让郭小林一群人站在走廊里等着。

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小时。由于心里悬着，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昏暗的走廊里无人走动，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唯有一间屋开了灯。大概到了五点多钟，才出来一个人，叫郭小林他们进入那间开灯的办公室，又让他们等着，自己进入左侧的里间去了。郭小林他们站在那里不知到底有什么事。看看办公桌上，分明有一张纸，吸引了郭小林的注意力。

郭小林瞟了一眼，一二三四地列了几条，好像有“查明死因……”什么的，最后一条是“妥善安置子女”因为距离稍近，郭小林看得清楚些。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里渐渐弥漫开来。

这时，里屋走出一个人，叫郭小林兄妹进去，只见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那里……此刻，郭小林已经开始有点儿神志恍惚，只听见有人宣布：你们的父亲……今天……早晨……去世……了……

郭小林一下子懵了。屋里坐的是什么人、一共几个人、长什么样，郭小林一点儿没有印象。只觉得一股无名的怨恨从心底升腾起来，冲撞着本已不清晰的意识……后来他们说了什么，郭小林他们怎么走出房间，到什么地方休息，一概都没了感觉。

未抽完的烟头掉落在他枕头边

郭小川去世的消息被很快报告上去，中央立即责成中组部和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20日赶赴安阳，会同省地两级的官员组成工作组。工作组由中组部老干部组刘某牵头，公安部派来王亮、徐婉两位刑侦技术专家。

郭小林们18日傍晚看到的、写在纸上的几条，是中组部指示的电话记录。

根据专家的分析，郭小川的死亡时间应该是17日晚上8：20左右。因为现场的遗物中郭小川戴的手表表蒙子崩掉了，表盘被熏黑，在8：20的位置留下了表针的印迹。

据说，大约在18日凌晨，住在同一招待所四层同一位置（401房间）的中央医疗队几位医务工作者被烧焦气味熏醒（一层的烟雾顺着卫生间的排气通道上蹿到四层），曾四处查看，未发现失火迹象，睡下不久还是呛得不能入睡，遂去找服务员；后与服务员逐层查找，查到一层尽头的101房间，看见门窗缝里有烟冒出，才明白是老郭的房间失火。这时大约是早晨六七点钟。

打开房门后，大股浓烟冒出，屋里早已被浓烟充满，据说有一个服务员冲进浓烟中，发现只有离地面二十厘米左右的空气还是透明的：“他摸了摸床上，没摸到人，趴在地上才发现老郭已滚落地下。他憋着气，双手伸进老郭腋下，不料一下子插进棉被阴燃的红炭中，把手烫伤，惨叫着退了出来。另一个服务员进去抓住棉被一角把老郭拖了出来。”如果上述情况基本属实，那么，经过一夜的阴燃，房间里的氧气就已被耗尽，符合专家作出的“因失火导致浓烟窒息而死”的法医学结论。

具体地判断，阴燃是由于郭小川吃了安眠药又吸烟，没吸几口，安眠药起作用了——安眠药有一种“击倒式”的作用，即马上倒下入睡。其次，安眠药还有对神经系统的阻断作用——人的末梢神经感觉到了刺激，但安眠药阻止这种刺激的信息传导到中枢神经即大脑中。所以郭小川被发现时是掉在地上的，他的身体感到烫、疼，他挣扎、翻身、以致掉下床，但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醒不过来）。燃烧的香烟掉在了枕头旁。无明火阴燃了被子、褥子，最后阴燃了床垫中的海绵（泡沫塑料），这些东西的燃烧夺走了空气中的氧气，还产生了多种有毒的气体。

追问了三十年的死因

由于郭小川去世的时间恰巧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不免令家人感到蹊跷。连中央也产生了很大疑惑，所以迅即派员调查。但专家的结论作出后，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怀疑。郭小川的老上级、一位副总理在追悼会上用拐杖使劲杵着地板说：小川就是被害死的！老作家黄秋耘多年后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短文，还认为有可能是被害死的。

郭小林于1978年3月初给刚接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在短信中郭小林表示还要写长信，详述他们作为家属对死因的怀疑等意见。应该承认，郭小林当时的态度是有些偏颇，主要是因为对具体调查人员冷漠的态度以及丧事、追悼会的安排、悼词中的评价不满。

胡耀邦迅速地回了一封亲笔信，他说，他“牺牲了一点必要的睡眠时间”，放弃了秘书草拟的复信，“亲自给你写封回信”。

在信中，胡耀邦认可中央派去处理此事工作组的结论、对子女的安置以及悼词：“（悼词说）郭小川同志曾经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而‘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排斥打击。郭小林认为，这是对郭小川同志的基本评价。一个革命者，最后取得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是难能可贵的。请你想想：在郭小林他们这一代人中，真正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写出了不少好作品的人，并且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同‘四人帮’真正作过斗争的人，究竟有多少呵。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郭小林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基本正确……基本上对了，也就可以了。……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他们把仇恨刻在心中，也把怀念刻在心中。”

胡耀邦以战略家的眼光，在关乎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一城一地”的得失尚可不计较，遑论一字一词的取舍。

在郭小川去世30年后，郭小林撰文对父亲的死因做了最终概括。他说，经过了三十年时间，我们掌握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材料和证据，完全可以断定，父亲的不幸身故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有很大关系。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完全是由于文革中反复挨整及恶劣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因此可以说，文革才是使他遭此不幸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是罪恶的文革杀害了他。正是由于文革对郭小川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反复折磨，致使他的健康持续恶化，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又不可能在医院很好地治疗休养，家人也无法负起照料他的责任，加上他自己也很不在意，经常以“幸存者”自况。他在最后的名篇《秋歌》中说“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并不是“一语成谶”，而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和不良习惯是了解的，知道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吸烟失火死去……

编者按：在最近的巴黎圣母院大火引发的一系列对于古建筑老城厢防火的关注之际，也令我想起一个人——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领袖人物李平书，他是上海救火联合会的创始人，他也是上海近代史特别是老城厢古建筑防火发展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

张晓虹/编辑

位于中华路581号的小南门警钟楼建于1909-1910年，这座高达数十米且饱经风雨的钢结构井架式建筑，最初是为南市老城厢消防报警与指挥灭火而建造的。小南门警钟楼旁，曾树有一尊建于1936年的李平书铜像。

一

时间回到晚清，当时人们把现代概念的“消防组织”称之为“救火会”，这种称呼直到今天在“老上海”口中依然能够听到。南市老城厢一带“华界”最初的“救火会”多由“善堂”出资建立（“善堂”指以前涉及赡老、济贫、救孤、施舍等领域的慈善机构），以建立于1882年的“北城九辅众安社”为始，后来因为“善堂”资金不足，无法在各区域内设立更多的救火组织，各商界组织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保一方平安”也开始相继集资成立救火会（也可称救火社），在晚清光绪年间，老城厢一带的救火组织一度达到四十余家。

救火会数量的递增并不代表着老城厢内“消防安全系数”的提升，从一些史料上来看，当时老城厢一带的救火组织在装备及人员素质上良莠不齐，调度上也各自为政，根本不具备集体消防的能力，更有甚者，在各会一同前往救火的行动中，还时常会有冲突发生。

针对此类局面，有人曾向“上海道”建议是否当老城厢出现火情时，允许“租界救火会”进入“华界”实施救援，此提议最终因涉及“主权问题”，地方官也无法作出裁决，由此在老城厢范围内成立一个统一的救火机构开始被摆上议事日程。

1907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和万家公益会总董毛子坚等人协力创办的“上海救火联合会”宣告成立，该组织仿效“租界救火会”管理模式，开始大力整顿华界消防，“警钟楼”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建造起来的。

警钟楼建造的地方原为小南门内粮仓废址，1907年时由上海知县李超拨出供“上海救火联合会”使用。警钟楼由著名实业家朱志尧等人创办的“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求新造船厂）负责设计和建造，建造时采用全钢架结构，在第四层中设有一口由机械铁锤敲击的警钟（钟高39英寸、口径60英寸、重约4800磅），当老城厢发生火情时，先一次敲钟25下，之后再以敲钟的次数来判断具体救火的区域，如现在的复兴东路以前曾是肇嘉浜河道，敲钟一下表示浜北火警、敲钟两下表示浜南火警……

就在警钟楼竣工一年后，辛亥年农历九月，警钟楼再次响起，不过这次不是老城厢内出现了火情，李平书等人领导的商团武装和救火会成员在听到“警钟的召唤”后立刻集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后来的江南造船厂），一段新纪元由此展开……16年后的1927年又是在这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发生，中共领导下的城市工人运动在这一刻又达到一个“崭新的高点”。本来为“救火”而设的“警钟楼”却在不经意间“点燃了两次革命的火种”。

二

约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小南门警钟楼旁还矗立过一尊“李平书铜像”。李平书是近代上海老城厢防火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位人物，他出生于当时宝山高桥镇（此地现属浦东新区）的一个中医世家，年青时经历丰富且曲折，曾在花行豆麦行当过学徒、也在龙门书院做过学生，还在字林西报“爬过格子”。优贡入仕后的他原本想在官场上能有一番作为，却无奈碰上了晚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能，19世纪末列强在华掀起了瓜分狂潮，就在法国强租“广州湾”期间，时任遂溪县令的李平书虽全力抵抗法军入侵，但终究还是落得个“被革职”的厄运，命运的天平似乎注定要把李平书留在上海，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上海这块宝地也的确没有辜负李平书的不凡。

李平书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于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并为当时上海“华界”的近代化倾尽所能：早年的李平书受西人开办自来水厂的影响，曾设想在南市也创办一家中国人自己的水厂，后因守旧势力阻扰及开办水厂与当时民众生活习惯不符等客观原因作罢，李平书回上海后，受时任上海道台袁树勋的欣赏。袁树勋在提拔李平书的同时，又让他接管了上海内地自来水厂，李上任水厂后通过征集股金等一系列举措使得这个原本“少有起色”的水厂在短时期内实现了扭亏为盈，李平书也因此被选举成为总工程局领袖总董，为其后来在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及上海光复中的积极表现奠定坚实的基础。正所谓“能者多劳”，李平书“善办水厂”的名声传到了广东，两广总督岑春煊仰慕李平书的才能，专门邀请他到粤地协助其创办广东自来水厂，也是成绩显著。李平书在“水厂领域”的功绩也推动着南市老城厢消防事业的发展，在李平书等人的努力下，南市老城厢的消防管理从凌乱无序到相对专业，警钟楼就是李平书在消防领域内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

与“用水”与“消防”两个领域一样，“医疗”也是在南市老城厢近代化进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李平书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成年后以振兴中医、多行善举为己任，1904年他出资在黄浦江畔三泰码头积谷仓外（约为现多稼路）创办上海医院（上海最早的中医医院之一，“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后，1908年他通过他人赞助所得为上海医院兴建了新院舍，上海医院在软硬件设施上有了显著的提升，并在原来“中医”的基础上增添了“西医”，精通中医的李平书有时也在医院坐堂，为穷人免费看诊送药。

“拆墙筑路”是李平书为南市老城厢所做的最具影响力的一件大事，老城厢的城墙始筑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最初的作用为“抵御倭寇”，城墙在初建时辟有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大南门）、仪凤门（老西门）、晏海门（老北门），另还辟有水门三座，“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期又增建障川门（新北门）。上海开埠后，随着上海县城内外各类联系的日益频繁，老城墙在无形间就逐步成为了影响老城厢自身发展的重要障碍，李平书作为老城厢的“开明人士”自然对这一切洞若观火，为老城厢将来的发展着想，李平书于1905年上书并提出“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设想，这个计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以上海道台与两江总督为代表的清政府官方的默认支持，但却也在很大层面上触及到了当时老城厢“保守势力”的“敏感神经”，“保守势力”以“古物不可动”、“会遭灾”等理由千方百计的阻扰李平书的“拆城筑路”计划，最终这一回合的较量以平局而收场，为折中双方意见，后来在老城墙北面与租界接壤的地方又增辟尚文（小西门）、拱辰（小北门）、福佑（新东门）三门，对于原宝带、朝阳、晏海三门也做了增高拓宽，如此一来县城内外的交通问题虽有改善但拥堵的情形依旧没有得到质的改观。李平书等“开明人士”的这一“拆城筑路”计划后来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得以实现，李平书在此期间召集南北市绅商代表一同商议此事并在其间慷慨陈词道“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

三

李平书的计划终于实现，老城墙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内被陆续拆除，城墙北半部于1913年6月拆除后被辟筑成“民国路”，也就是现在的“人民路”，城墙南半部于1914年年底被拆除后被辟筑成“中华路”，如今当我们查阅上海地图时会清晰的看到从人民路到中华路可以连成一个完整的圆圈，这个根子便是在那时被种下的，我们在这个圈中能够品味到上海悠久的历史，同时也能听到老城厢为近代化而不断奋进的脚步。当然当年的这个“古物”也并未因此而被全部拆除，位于现人民路大境路口的“大境阁”还保留了一段当年遗留下来的老城墙。

1927年李平书去世后，上海各界为缅怀其生前功绩决定为其塑造铜像，除了前文中已提到的那尊原位于小南门警钟楼旁的铜像外，在此之前，在陆家浜路斜桥隙地也有打算树立一尊李平书的铜像，当时还有人建议将“陆家浜路”改名为“平书路”，后这尊铜像不知所终。位于小南门警钟楼旁的这尊李平书铜像约建造于1936年，由当时的南市救火会、华商电气公司、内地自来水公司等企业一同发起及出资，该铜像高约3米，身穿长袍马褂，手持线装书，背微微拱起。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不让铜像遭到破坏，有人将其深埋于地下，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该铜像被移至豫园荷花池中安放，50年代末又被移到蓬莱公园，再后来就不知了去向，从此李平书这个名字也就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淡忘了，听来让人甚为惋惜。李平书为老城厢防火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老城厢防火事业。在上海城市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曾为上海发展呕心沥血但在大历史中却又相对鲜为人知的人。

在清廷后宫之中，有些女子得宠，享尽荣华富贵；有些女子家世好，入宫之后占尽便宜；然而，更多的则是默默无闻，一辈子苦守冷宫，在孤单寂寞之中看不到任何希望。比如道光帝的恬嫔富察氏，她很早就是侧福晋，却不得宠，被封为恬嫔后一直被藏在宫中，最后竟然死于一场神秘的大火之中。

一

道光皇帝，名绵宁，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1782年9月16日）生于北京紫禁城内宫撷芳殿，绵宁当皇帝后，改名为旻宁。绵宁的降生带给其爷爷乾隆和父皇嘉庆是无比的喜悦。嘉庆侧福晋刘佳氏于1779年生的长子，出世不到三个月，还未取名，就早夭了。三年后，嘉庆嫡福晋喜塔腊氏生下绵宁，绵宁成为了嘉庆的嫡长子。按理说，绵宁应是备受呵护，疼爱无比的皇子，但是绵宁却被后人称为最“抠门”的皇帝。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九月，时为智亲王的绵宁随父亲嘉庆帝前往盛京（今沈阳）祭奠先祖。在清宁宫东暖和阁，嘉庆皇帝特意从仓库存拿出太祖努尔哈赫用过的马灯、太宗皇太极用过的拐杖等遗物，对他进行传统的思想教育。听着父皇的讲解，绵宁很受感动，立志要像先祖那样，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决不辜负父皇对自己的期望。

有一次，道光皇帝平常穿的湖绸裤子的膝盖处破了个洞，仍不舍得扔掉，便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竟花了一千两银子。道光皇帝知道此事后，龙颜大怒，军国大事也没心情去讨论了，立即召来内务府的主管官员，痛骂一顿，责问补一条裤子为何这般贵？没想到内务官员理直气壮说了一大堆理由——皇上，你的裤子上的补丁是专门送到苏州织造府去打的，手工好，补天天衣无缝，工费自然高。而且，您的裤子是湖绉，是浙江湖州特产的一种丝织品，剪了几百匹湖绉，才对上花纹。此外，还派了一大批保镖押运护送，因而来往的费用也不低。还有…..内务府大臣振振有词，说得头头是道，一副言之凿凿的样子。道光皇帝不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明知吃了大亏。竟也无言以对，气得他连连摆手：得了，得了！叱其离开。

从此，道光帝逼着后宫嫔妃们学着做针线。以后凡是需要缝缝补补的活儿都交给她们去修补，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尽管手艺差点，但不用花费。而且，龙袍一穿，里面的裤子有没有打补丁谁也看不出来。

道光帝不仅在生活上节俭至极，就是在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重大事情，大臣一提到拨款，道光皇帝就感到心痛，也不舍得花钱。他总是希望不用花费多少钱，就可以把军政大事办成。道光帝节俭成僻，昏庸无能已成定论。但在家庭生活方面，却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兄弟。在遵守儒家孝悌传统伦理道德方面，堪称楷模。在位三十年，道光帝三十年如一日，对年龄仅比他大六岁的孝和睿皇太后十分孝敬。他每日请安，问寒问暖。他对皇太后尊崇备至，一丝不苟；生活起居，毫不马虎。虽然自己崇尚节俭，但他对太后的供应还是尽量满足。但是对其他的妃子妃嫔却是无比苛刻，他曾经的侧福晋富察氏深受其害，出身高贵，却半生清贫，最后随大火而去。

二

恬嫔富察氏出身很高，富察家族是满洲八大姓之一。如果从清朝整个时期来看，富察家族肯定当之无愧是除去爱新觉罗皇族之外，最为显赫的一支。仅仅在康乾盛世的时候，五代人中有数十名著名人物。这样显赫的家世，让富察氏很轻松就成为了当时还是皇子的绵宁的侧福晋。

但是，绵宁对于富察氏，似乎一点都不喜爱。在他当上皇帝之后，以侧福晋的身份，富察氏虽然得到了一个恬嫔的地位，但也不算是多么高。此后，一直到道光二十五年，恬嫔都一直没有得到过晋封，妃位停留在恬嫔没有任何进步。

更为悲惨的是，恬嫔服侍了道光四十来年，却没有生出哪怕一个孩子，连怀孕的记录都没有。这更说明，恬嫔命运悲惨，皇帝也将她当作可有可无的一个人。

尤其是在道光继位之后，他自己主持选秀，新入宫了一大批美貌窈窕的女子。这些女人花枝招展，更年轻更富有活力，地位扶摇直上，刚入宫时还要向恬嫔富察氏行礼，没有几年就封为妃子，要恬嫔向她们行礼。

特别是孝全皇后的入宫，更是恩宠无限。短短数年时间，就由一个普通的贵人，而成为全贵妃。在皇后去世后，全贵妃又顺理成章成为皇贵妃、继任皇后。她的出现不仅夺走了道光的所有宠爱，而且还因为她与太后关系不好，管理不了妃子，因此她让道光将许多妃嫔都降级为贵人，便于她来统御后宫。

三

道光帝为了节省开支，不断将妃子们降低封号。这在清朝都是极其罕见的，而且不光如此，道光还将她们的吃穿用度都大幅度下降。本来，妃嫔们的饮食和穿着都是有规定的，基本上都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道光却改变了这些标准，他甚至规定只有皇太后与皇后可以每天吃荤菜，其她妃嫔在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肉。宫中女子连胭脂都不能涂，也不能穿着绫罗绸缎的衣服。

这看起来算是很节俭，实际中却将后宫女子折磨得不成人形。然而心狠的道光却不顾那么多，他只要自己宠爱的那几个妃子过得好就行了，对于别人都是极为刻薄的。

恬嫔富察氏生性平淡，进宫资历又老，再加上妃位本来就不高，在道光纷纷给别的妃子降级的时候，就没有动她。因此，恬嫔因祸得福，没有被降级，又看着曾经如同火箭般蹿升的后来妃子一个个地位比自己还不如，但其实大家过的日子也都差不多，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恬嫔富察氏所住的延禧宫是六宫之一，如今因电视剧《延禧攻略》而成了热点，但在当时它却因为离苍震门（其为一开间琉璃门，宫门两扇，西与昭华门相对，东出为东筒子长街，与蹈和门斜对，是内廷东六宫出入的重要门户。此门不常开，惟遇扫雪或修建工程则开）太近，所以往来人员一直非常少，一旦发生事故是无法及时救援的。道光帝之所以把恬嫔安排在延禧宫，似乎也是为了证明这个女子是不讨皇上喜爱的，旁人看来这与打入冷宫无异。事实也的确如此。

道光二十五年，恬嫔富察氏所居住的延禧宫突然发生大火，烧毁了很多宫廷的殿阁和家具。恬嫔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就是不知道她是被火海所吞没还是因为惊吓过度而死。这场大火极为离奇，后来也没有查明原因。

看了富察氏的一生，她的出身虽然是比较不错的，被嘉庆皇帝还指为了侧福晋，后来还成为了大清的皇妃，但是她却是二十五年没有受到过皇帝的宠爱。一生有没有孩子，最后还被大火给烧死了，有人猜测可能是宫中斗争是火灾的原因，然而面对这个无子无女又无宠的普通嫔妃，谁还会害她呢？

在中国古代，皇后们的死法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上两期写到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方皇后死于火灾是被火活活折磨而死，而本期却是一位投火自焚而死的皇后——汉平帝刘衎的皇后王氏，火对她而言可能是一种解脱。

一

汉平帝刘衎皇后王氏（公元前10年——公元23年），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人，是王莽的长女。那个时候的执政君主是昏庸无能的汉成帝。因为汉成帝的荒淫无道、不理朝政，使得外戚专权朝中。而那个时候，也就是王莽兴起的时代。王皇后便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

王皇后自幼饱读诗书，是一个温柔贤良的女子。

公元前1年8月15日，大汉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汉哀帝因为纵欲过度而去世，汉哀帝是汉元帝孙子，汉成帝的侄子，他的父亲为定陶恭王。

汉成帝没有儿子，所以汉哀帝刘欣继位。汉哀帝死的时候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

王皇后7岁人宫，虽然说她是太皇太后的亲侄孙女，可是因为汉平帝和她父亲的原因，王皇后过得并不幸福。

因为王皇后的父亲杀了汉平帝的母舅一家，除了其母卫姬外，没有一人幸免。这一年，汉平帝只有10岁。只可惜他手中没有权力，无法为自己的亲人报仇，所以他对于王莽家族的恨意是无以言表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他迎娶王莽的女儿，怎么可能会给她好脸色看呢？

到底只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他对王皇后的态度全部都写在了脸上，只要一不顺心，便拿这位小皇后发脾气。幸好，这位小皇后内心知道汉平帝这样对待她的原因，所以她并不怪他。只是耐心地陪在小皇帝的身边，再加上小皇后原本就是个知书识礼性格温婉的好姑娘，她处处迁就汉平帝，而她自己的这些遭遇，也没有透露给她父亲只言片语。

时间久了之后，两个人的心也在慢慢地贴近。在这个冰冷的后宫中，两人之间的隔阂终于慢慢地解开了。

可是，好景不长。这对小夫妻刚刚冰释前嫌，他的岳父王莽却是一刻也没有闲着，太皇太后日渐衰老，汉平帝也越来越大，这对于他的政权已经带来了莫大的威胁。于是在公元6年2月3日，王莽送了汉平帝一杯毒酒，几天之后，汉平帝暴死。

二

所有温暖就此停止，而王皇后的心似乎也跟着汉平帝死去。

汉平帝去世后，王莽让人封锁了全部的消息，汉室宫廷笼罩了一股恐怖的气氛，人人自危。但是王皇后内心明白，杀害自己丈夫的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刚开始听说这个噩耗的时候，王皇后哭得死去活来。可是她心中明白，从开始到现在，自己只不过是父亲手中的棋子，是这场阴谋的轴心。阴谋的一边连着丈夫，一边是父亲，除了哭泣和认命，她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平复她内心的痛苦。

汉平帝去世之后，三个月的时间，朝中无主，而这也是王莽最后的试探。

三个月之后，年仅2岁的刘婴被立为皇太子，年迈的王政君早就已经失去了干涉朝政的能力，于是，王莽又成了天子的代言人，全权代理朝政事宜，历史上称之为“假皇帝”或“摄皇帝”。也是从这一年起，王皇后成为了大汉王朝的太后。当然，她并不是西汉朝中最年轻的太后，在她之前，还有一个上官太后，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太皇太后了。

三年以后，也就是公元9年，外表谦恭、仁孝的王莽终于按捺不住，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他将一切工作全部准备好之后。初始元年，也就是公元8年，王莽逼迫太皇太后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同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

王莽篡位之后，王皇后被封为黄皇室主，不过，她却没有对父亲屈服，在王莽面前，她坚持行汉礼，并且总以身体不适为借口，从来不参加新朝政的任何会议。

对于王皇后来说，活着跟死了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虽说她的一生富贵到了极点，但是她却没有感受到一点快乐。这场充满阴谋和苦难的婚姻，这场还没有来得及施展的爱情，都被她的父亲残忍地杀死。从那之后，她便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每日待在深宫，守着亡夫的名字，日日夜夜不停地祷告与忏悔。

而她那当了皇帝的父亲，却像个杀人恶魔一样，随意滥杀不服从他的子民，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孙子都不放过。

不过，这些事情似乎和这位年轻的太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大汉已经灭亡，而她的心也随着丈夫死去。十几年间，她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那个少年，就这样，她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除了汉平帝每年的祭日，她会去他的陵前烧一柱清香外，她几乎不再迈出宫门。

她的身体日渐消瘦下去，而这一切也被王莽看在眼里。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而自己则是造成女儿如此生活的罪魁祸首。所以他便想方设法的为王太后找个丈夫，让她再次出嫁。因为在他看来，女人一旦有了孩子或者是家庭，她就会放下从前的痛苦。

三

这一天，王莽派遣了一位年轻俊美的少年跟着御医去为小王太后看病，小王太后怎么会不知道王莽的意思，这一刻，她积存了很久的怒火被点燃，二话不说，拿起长鞭，对着那位少年抽去。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年轻少年，敢进人她的宫门了。

王莽执政的几年中，朝政收支不好，再加上连年灾难，朝廷也没有给予及时的救助，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朝政到了这个地,步，百姓已经没有活路了，纷纷揭竿而起，最后致使天下大乱。其中湖北京山境内的绿林军，声势最为浩大。

王莽面对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任凭其发展。公元23年9月，绿林军一举攻破长安。王莽也被商人杜吴所杀，王莽死后，他的身体被人分割，头颅被砍下挂在了城头上，身上被人割得一块一块的，就连舌头也被人做了下酒菜。

要说王莽的死，是他咎由自取的话，那么王皇后被卷人这场战乱之中，最后如落花般离去，可是惹世人叹息。公元23年，汉军进驻长安，处死王莽，然后汉军又放了一把火，大火一直烧到了承明殿。而这时候，承明殿里仍然住着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当年的王皇后——新莽朝的黄皇室主。黄皇室主是父亲王莽赐给她的封号，但是她却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因为在她眼里，自己只是大汉朝的皇后，是汉平帝的妻子而已。

从义军杀进长安城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做好了决定。她让人打来一盆清水，将脸上的灰尘擦去，又上了一个淡淡的妆，然后又换上隆重的汉朝皇后礼服，就如同她当初嫁人皇宫时那般。

大火很快烧到了她的宫殿，她将垂缦纱帷放下，平静地坐在大火的中央，，就好比一座雕塑般，动也不动。王皇后夹在丈夫和父亲之间，纠结了一辈子，在临死之时，还在担心那个少年会不会原谅她，汉室会不会接受她这个叛臣的女儿。死之前，她说了最后一句话便是：我用什么面目去见汉家的祖宗呢？

后来，东汉皇室念及王皇后对汉室忠贞不二，故而追封她为“孝平皇后”，受到世人的尊崇和敬仰。

介之推是春秋时代晋国的忠臣，又名介子推，作为不慕虚名，不计报酬的晋国国君晋文公的忠厚臣僚，留下了很多故事，被民间社会广为传颂。如“割股奉君”“功不言禄”“功成身退”。传说文公为哀悼介子推，下令全国介子推被焚的三月五日为火禁日，禁止烟火，仅食寒食，并从此形成了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节日“寒食节”。虽然寒食节的真正起源并非来自于此，但将纪念介子推作为寒食节起源的说法却更为流行，甚至后来寒食节逐渐被清明节取代，许多人又把纪念介子推作说成清明节的起源。

张晓虹/编辑

花红柳绿，细雨蒙蒙，清明节，在这样的日子里来了。怎么会有清明节？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一段历史？在这仲春暮春交接之际，不如来了解一下关于清明节的悲情故事！

这个故事要从春秋时的晋国说起……

英雄难过美人关

春秋时期，历代国君除却继位的新君外，其余没有国君继承权的旁支后裔，即所谓“公室、公族”，出任大夫、卿等职务，也是辅佐君主的重要臣僚。

而出身公室的晋武公，历经数十年战争，杀死晋哀侯、晋小子侯、晋侯缗三任晋国国君，得到周王室认可，成为正式的晋国君主，完成了其祖父曲沃桓叔、其父曲沃庄伯的未竟之志。在夺取政权后，为防止他人效仿，杜绝后患，晋武公更将居于翼城的原晋国公族后裔尽数诛灭，以尸山血海铺就了自己子孙的君权之路。

晋武公死后，其子晋献公即位，此时晋国公族，只剩下曲沃桓叔、曲沃庄公、晋武公这三代的旁系子孙，即所谓“桓庄之族”，晋献公即位八年，羽翼丰满后，突然发难，将他们尽数诛杀，从此彻底废除了公族大夫制度，改为起用其他异姓人才，如士蒍、荀息、里克等人，为卿、大夫。这在当时春秋各国，属于一次与众不同的人才制度变革。在其他国家几乎都仰赖公族执政，任人唯亲时，晋国率先实现任人唯贤，得以广纳天下才智，国力日盛。可惜的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当骊戎国国君把骊姬作为礼物送给晋献公求和时，晋献公就开始失去理智的判断。

年轻貌美，体态婀娜，美目流盼的骊姬，完全征服了晋献公，在骊姬生下自己的儿子后，歪曲事实，任意栽赃、诬陷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在晋献公心里，他最出色的三个儿子，完全失去了地位……

骊姬用色相迷惑了晋献公，用毒计陷害太子，太子无奈，上吊自杀。

介之推割肉救重耳

骊姬害死太子之后引发了一系列变乱。晋公子重耳是晋国的公子，本来他是没有机会做国君的，因为父王宠爱的妃子骊姬，给了重耳机会。骊姬想要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太子，就想尽办法把太子申生给害死了，重耳、夷吾为了逃命，就跑到了其他国家，重耳出走的时候，还带走了一批贤士，追随重耳的主要有五个人：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介子推。晋公子一路逃亡，这逃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但是重耳没有回头路可以选择，这一走就是十九年。

介子推随着重耳四处逃亡，面对兄弟晋惠公的追杀，他们一行人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有次逃到卫国，重耳一行人随身带的粮食本就不多，还被手下一名随从给偷走了，这无疑为他们的逃亡之路雪上加霜，没有了口粮，还有这么多人，无奈只得向农人乞讨，没有讨到饭还被羞辱一番，又气又饿的重耳都快晕过去了，介之推也就是这个时候走到了历史舞台前。《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个割肉的事迹：“晋文公重耳亡，过曹，里凫须从，因盗重耳资而亡，重耳无粮，馁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后能行。”

太子申生被陷害致死，公子夷吾和重耳畏惧骊姬的势力，而逃亡到其他国家，重耳避难奔狄，一路上经历了很多坎坷。刚好齐桓公正在招揽名士，重耳身边的人就劝重耳去齐国投奔齐桓公，重耳思考再三，觉得此计可行，就动身前往齐国。一行人落魄地往东边走，而介子推也是同行中的一员，当时他是重耳的手下的一名僚卿，并没有什么地位。因为在重耳快饿晕的状态下，介之推割下了他大腿上的肉，将其烤熟给重耳吃，重耳才从恢复过来。

重耳登上王位，却忘记了介子推

十九年后，重耳重返晋国，登上了王位，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他记得当年自己的雄心壮志，重振晋国之雄风，一跃而为春秋五霸之一。当然，他也记得当年跟随自己流亡受苦的有功之臣，于是，分封的分封，犒赏的犒赏……

晋文公兑现着当年的誓言。

或许，时间太久，晋文公忘了，或许，事情太多，晋文公丢到脑后了。当年割肉救命的介之推没有被赏，他在晋文公重获新生之际，喝庆功酒时，悄悄带着自己的老母，隐退了。

介之推走了，可当年一个战壕里滚爬的战友没有忘记他，他们告知晋文公，没有给介之推分封论赏，介之推隐退了。

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市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

放火烧山，血书述情

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下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佑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插在门的上方，召唤他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介子推亦作介之推）。此后，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每逢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米糖藕。每届清明，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后来，由于寒食节和清明节距离日子近，人们渐渐就改为一天，只过清明节了。

看了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了“清明”二字的意义，那是一个臣子对自己君王最美好的期待，清正廉明。清明节，我们怀念着故去的亲人，更怀念着那些为清明盛世而奋斗过的英魂……

皇后贵为皇帝的正妻，执掌后宫，母仪天下，本是极为尊贵之人，但在冷酷的后宫中，她们也有可能成为最悲惨的人。比如说本文的主角，虽贵为皇后，却被困于一场火灾，而目睹这一切的皇帝居然不让人救援，致使皇后被活活烧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自缢殉国，明朝灭亡。虽然崇祯帝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但他却并非亡国之君。在崇祯成为皇帝前，大明王朝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了。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则要“归功”于崇祯之前的几代皇帝，因此就有了“明亡于天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的说法。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他是明宪宗朱见深之孙、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本来按照皇位继承顺序，嘉靖帝跟皇帝宝座基本上“八竿子打不着”。可是，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时候，正德皇帝朱厚照意外去世。由于正德帝没有子嗣，所以朱厚熜这个堂弟意外地捡到了这么一个天大的便宜。

朱厚熜自幼就非常聪明，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极力推举他成为大明王朝的新君。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在政权交接之际，权臣拥立蠢货当皇帝，以便于让自己掌控朝政的事情。而作为朝廷实际一把手的杨廷和却选中了极为睿智的朱厚熜来继承皇位，可见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忠臣对大明王朝真的是忠心耿耿。

不过，杨廷和却没想到他拥立的这位皇帝会反过来将他一军。朱厚熜确实非常聪明，甚至比杨廷和想象中的还要聪明。但是，这位年仅十六岁的皇帝没把他的聪明才智放在治国理政方面，而是全心全意用来对付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结果仅仅过了三年时间，作为四朝元老的杨廷和就被打发回家养老了。四年后，被削职为民。

此外，在嘉靖初年发动的“大礼仪之争”中，朱厚熜命令锦衣卫在午门杖责数百名反对他意见的官员，当场就打死了十六人。这些被杖责的官员并没有什么过错，仅仅是和皇帝意见不合，竟然就遭到如此严厉的惩罚。

朱厚熜的帝王权术玩的炉火纯青。他对自己极为自信，大臣迎合他的意见就会被委以重任，反对他的意见就会遭殃。这看起来像是昏君的典型作风，但由于朱厚熜确实太聪明，在他手下办事的大臣基本玩不出他的手掌心。比如明朝著名的奸臣严嵩擅专国政长达20年时间，结果朱厚熜弹指之间就让严嵩家破人亡。

二

朱厚熜为人薄情寡义，独断专行。他不但对大臣极为苛刻，对自己的至亲更是冷酷无情。朱厚熜在迈入不惑之年之后沉迷于修仙炼仙丹，想要长生不死。为了玄修炼丹，朱厚熜听信了很多荒唐的谗言，甚至于皇太子裕王去世时，他认为是因为自己没有听信方士陶仲文所说的“二龙不能相见”的劝告，之后再也不立太子，甚至不见自己的儿子。你以为这是一个父亲最冷血的一面吗？不，他的二儿子死时，朱厚熜竟毫无人父的悲伤之情，甚至无动于衷地说道：“此子素谋夺嫡，今死矣。”

对于至亲都如此无情的朱厚熜对后宫的那些“王的女人”，可以说是暴戾喜怒无常。当时，正德皇帝刚去世，朱厚熜为了继承皇位在杨廷和的安排下来到京城，他开始了和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之间的权力争夺战。那时的朱厚熜根基还不稳，没有实权的他只能在杨廷和、张太后的安排下娶了北直隶大名府的陈氏，他并不爱这个女人，相反，因为张太后的原因，他对这个女人的感情中还掺杂了一丝怨恨。《明史》中记载，陈皇后嫉妒张妃、方妃，向皇帝甩脸色走人，引得朱厚熜大怒。本有身孕的陈皇后受到惊吓流产，病中，她苦苦哀求皇帝要见一见自己的母亲，但朱厚熜就是不肯。

陈皇后死了，张妃被朱厚熜的生母蒋太后相中，做了皇后。可是嘉靖十三年新年正月摆酒，她因为在酒桌上帮张太后的弟弟说了两句话，就被朱厚熜毒打一顿，废了后位。这是《万历野获编》中的说法，《明实录》中记载张皇后做了六年皇后，便因为触怒皇帝被废。

朱厚熜的第三任皇后方氏后是江宁人，嘉靖十年被选入宫，被册封为九嫔之一。那时候，方氏虽然没能成为皇后，但“上以其行礼敬，且升降有仪度，悦之”。三年后，张皇后被废，朱厚熜向首辅夏言询问新皇后人选，夏言说了一句话：“皇帝您就像天一样圆，而未来的皇后则像地一样四四方方，可谓天作之合。”由于朱厚熜非常迷信，所以听到这句话后非常高兴，于是就册立方氏为皇后。

到了嘉靖二十一年，方皇后又立下一大功，救了嘉靖皇帝一命。当时，朱厚熜为了玄修炼丹走火入魔，用少女经血炼丹，大肆从民间采集幼女，养在宫中。这些年轻女孩会因为一点点小错就被痛打一顿，私刑受辱死亡的人多达两百多个，花季年龄的女孩在高高的宫墙之中完全看不到希望，所能做的只有反抗，于是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发生了壬寅宫变。

这天晚上，朱厚熜睡在宠爱的端妃宫中，趁他熟睡，宫女杨金英、苏川药、杨玉香等人与王宁嫔合谋，打算勒死皇帝，但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岁的女孩子因为紧张绳子打成了死结非但没有勒死皇上，反而惊动了方皇后的宫女张金莲，张金莲见势不妙，连忙跑出去报告方皇后。皇后闻讯而来，解开绳子，而当时皇帝已经昏迷不醒，方皇后心急如焚，命令太医许绅救醒皇帝，皇后有命，许绅哪敢不从，竭尽所能花了三个时辰才把皇上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朱厚熜醒后，对皇后十分感激，加封皇后的父亲方锐为安平侯，“以报后功”。

三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的一天，后宫之中突然起火，火势迅猛，很快就把方皇后的寝宫吞没。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朱厚熜目睹了这一切，此时人们向他请示去救皇后，但朱厚熜没有答应。朱厚熜眼睁睁的看着很多宫女被烧死，方皇后被烧成重伤，在痛苦挣扎了几天后才去世，堂堂明朝的皇后就这样被大火折磨而死。

五年前，方皇后对朱厚熜有救命之恩，五年后，朱厚熜却对她见死不救，这是为何？其实这当中还有一段故事。

原来在朱厚熜被救后，他仍然无法说话，于是方皇后以皇帝的名义处理了这场宫变，方皇后命令太监张左、高忠调查当晚后宫的情况。结果查出王宁嫔是首谋。当晚，朱厚熜宠幸了瑞妃曹氏和王宁嫔，虽然端妃没有亲自参加这次行动，但据张佐报告，她事先知道这项阴谋而不报，于是方皇后下令“收瑞妃、王宁嫔及杨金英等十余人磔于市，并捕斩其族属十余人，而籍其家”，瑞妃和她的家人无一幸免。

朱厚熜病情好转后，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曹氏长得非常漂亮，当时深得皇帝的宠爱，入宫不就被册封为端妃，经常侍寝，对于瑞妃来说她正是受宠之时，皇帝就是她的靠山，她怎么可能回去害皇帝呢？“端妃，我所爱，宜无此心”，朱厚熜此时感到瑞妃是冤枉的，但因为方皇后对自己有救命之恩，也就没有过多追究。但朱厚熜心底里却认为这件事很有可能是方皇后嫉妒瑞妃，因此才借刀杀人，利用这件事把瑞妃斩草除根。朱厚熜是个喜怒无常的人，到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宫中起火，他没有让人去救方皇后，也许就是因为这件事。

方皇后死后，朱厚熜给予了她高规格的葬仪，还表示了悔意，“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然而，他到底是真的后悔，还是故作姿态，谁也不知道。《明史》没有明确记载方皇后的死因，但根据明朝人当时的记载，方皇后确实死于大火。

生，大致一样，从母体分裂出来，血糊糊呱呱坠地。 可死，则因性质的不同、方式的各别而呈千姿百态，大相径庭。 纵观历史，你可知道多少名人因为火灾而亡？火灾使他们或是香消玉殒或是英年早逝，这不仅是他们自身的不幸、更是世纪的遗憾，人类的损失。命运为何既钟情于他们又如此捉弄他们，他们的生曾有过怎样的显赫与辉煌？他们的死留给后人多少秘闻轶事悬疑之谜？今年我们将会与大家一起来回眸历代不幸葬身火海的诸多名人事迹。

张晓虹/编辑

吴越国(907年-978年)是五代时期十国中的一国，由浙江临安人钱镠所创建，以杭州为首府。占地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其范围包括今之浙江省、上海全部与江苏省的苏州、无锡部分地区。历三代五王，至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历时近百年。

文穆王是吴越国第二代国王，讳元瓘，字明宝，是钱镠的第七子。钱元瓘并不是钱王嫡子，而钱王本身已有三十亲子，十多个养子，为什么会是他当上了继位者呢？一是德高，二是望众，三是功高。四者纯孝。而且钱元瓘人格上比较像钱王，儿子像爹就是孝。

一

钱元瓘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武勇都叛乱时。

徐许之乱叛军围困杭州，围城战非常困难，杭州城壁高垒深，叛军打不下来。围城战对双方都是煎熬，既无法攻克杭州，徐许就欲回宣州，但害怕在撤退的路上杭州兵追击，徐许就希望从杭州得到一个重要人质，万一在撤退路上遇到追击就可以拿人质的性命做交易。当时杭州还在徐许叛军的围困之中，钱王也着急，希望从儿子中选一个人去做人质，三四十个儿子，只有钱元瓘自告奋勇。钱元瓘的母亲听说了，哭着说：“这是把我儿子往虎口送。” 钱元瓘回答说：“自己死了不要紧，能报国就行了，虽死无憾。” 钱元瓘再拜他母亲毅然出发。钱元瓘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钱王的视线中了。舍生报国，是为德高！

后来宣州田頵败亡，钱元瓘自然脱身回杭州。

乾化五年（915），钱元瓘大战淮人于狼山江。钱元瓘率水师张从宝以及大小龙形战舰五百余艘，自东洲发舰，遥趋淮甸。开战之时，钱元瓘指挥使张从宝：“我们首先要避开他们的第一次攻击然后再来反击他们。”还下指令命军中宿理帆樯，每舟必载石灰、黑豆、江沙。

翌日中午，淮人果乘风自西北而下，危樯巨舰，势若云合，钱元瓘大军皆避之。淮人的船又高又大，由于钱元瓘的船是行动更为敏捷的小船，淮人的船追击不到，始终占不到有利的攻击位置。就在这时，钱元瓘反乘风以逐之，用龙形战舰围其左右。淮人也回船而斗。而钱元瓘此时将石灰撒了出去，试图搅乱淮人的视线，使得淮人根本看不清。然后命人开始撒豆在敌船，踏到豆的人纷纷倒地。钱元瓘看准了时机命令人丢特制竹筒倒油烧火。钱元瓘的放油烧火也很有讲究，使用的是海外舶来的石油制品，时人称之为火油或猛火油（所谓猛火油或火油，实乃经由海陆从大食传来的希腊火。这是一种石油基液体混合物，用于战争中火攻焚敌，本为7世纪拜占庭人所发明，后被阿拉伯人所掌握，希腊火以中东所产轻质石油（石脑油）为主，混合硫磺、沥青、树脂、木炭和石灰而成，或装入罐内抛投，或以金属质的唧筒喷射，燃烧性能极佳。这是我国古代使用猛火油喷火器的最早一例。此后百余年中，这类喷火器使用渐多。不仅用于水战，更用于攻守城战。）。武肃王还用银装饰竹筒口，如果被敌人得到，必定要剥银而弃其筒，筒里的油也就不被敌人所拥有。最终，钱元瓘杀了淮人的将领“百胜军使彭彦章”，俘获士卒七千多人，敌船四百多艘，淮人也就此投降。可以说，这是一场奠定钱元瓘成为下一任王的重要战役，也从细节上反映出吴越国发达的海外贸易，远达中东。吴越国军从西方进口先进的武器，是战胜淮南水军的法宝。

乾化五年秋七月（915），钱元瓘战淮人于无锡，破之。在钱王生前，钱元瓘出战，五战五胜，是为功高。于是，钱王问诸子诸功臣继位大事，诸子诸功臣首推钱元瓘，是为望众。在正式定下继承人之前，钱王送给诸子五条玉带，让钱元瓘先选，钱元瓘选了最小最细的那条。虽然是小事，但文穆德高，可以管中窥豹矣。

钱王死，钱元瓘四日不食，这可很难装出来，是为纯孝。

自此，钱元瓘上台。

二

吴越国在文穆王钱元瓘时期，依然延续武肃王钱镠末期的政策。

首先是事大中国。文穆袭国，去吴越王国殊仪，自居藩镇。要等到中国按顺序依次册封，才恢复到先王钱镠的礼仪规格。东亚各地都在称帝的时候，吴越国却如此尊重中国，殊为罕见。以下是吴越备史中的记录。

文穆王统治吴越的时代，中国由沙陀人石敬瑭统治。同时，文穆王时期的吴越国，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吴越国的择能院这个机构，见诸文字的记载，几乎只有这一条。但它的功能是可以推测的，就是一个吴越国版的科举。科举意味着从武官政治到文官政治的转变。在吴越国内部，意味着八都勋贵集团的没落。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就会感觉到，在武肃王的时代，八都武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而且，杭州对八都武将的世袭，是不怎么干预的。吴越国有官爵空出来，八都勋贵的儿子们都在，需要科举取士？而科举选士，它的目的就是打破八都勋贵对权力的垄断，让无根游士取代勋贵武将，从而增强中央集权。

政治腐败与中央集权同步。如果中央没有什么权力，就没有人会觊觎中央的大位。如果中央没有什么油水，政变发起人就无法回馈自己的支持者。在文穆王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

文穆王932年继位，933年就把弟弟钱元珦从明州（宁波）召回杭州，理由是“虐政”。到底是不是虐政，不晓得。也许可以把这件事理解为文穆王对他兄弟的忌惮。

935年，文穆王上表中原朝廷，中原朝廷加钱元球三个荣誉虚职。如果用恶意去理解这件事，可以认为，这是文穆王虚与委蛇，在安抚钱元球。

到937年，文穆王突然就把他的两个弟弟杀了。具体原因是这样的，这两个弟弟有军功，骄横僭越。有将校告密说，钱元球求神拜佛希望统治吴越，又与钱元珦密谋叛乱。文穆王不信。诸将校一再劝告，文穆王信了。他把钱元球、钱元珦用吃饭的名义骗进后宫。又以钱元球、钱元珦随身携带武器欲图不轨为理由，处死了他们。本来文穆王要抓与钱元球、钱元珦的同党，但侄子仁俊劝谏，希望文穆王效仿曹公破袁绍烧书安心故事，文穆王接受了。

这就是文穆王时期唯一一场政变，与东亚历史上的其他政变如出一辙。纯粹的权力斗争，没有路线斗争。残酷迅速。

在文穆王时期，南方诸夏的国际关系总体平稳。北方的战乱和改朝换代与南方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吴越国对外关系的主要轴心——吴越与淮南关系在这一时期很好，自从文穆王指挥的狼山江之战（919）战胜以后，双方维持了二十多年的和平，殊为不易。

三

941年，文穆王死。文穆王的死，众说纷坛，更多人相信历史趣闻：文穆王是被火吓死的。在古代，设施没有那么的完善，所以失火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并且都是在宫殿中的火灾，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光是宫廷的火灾就有一百多到二百多起，钱元瓘作为一个万人之上的皇帝，钱元瓘身为一国君主，竟然被一场大火给吓死了，这种死法，如果放在普通人的身上，还能接受，但是发生在一个皇帝的身上，还是让人很是震惊的，这种死法，也是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据说，在他执政的十年期间，钱元瓘遵守着父亲的治国方针，对朝政的事情很是积极，但是，他大动土木，建造了一些很是奢华的宫殿，简直比他的父亲还要奢侈，这也导致了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

老百姓因为承受不住繁重的徭役，于是一起之下就纵火泄愤，一把火就烧了钱元瓘的宫殿，而钱元瓘也就因为这一把火，吓得生了病，最后医治无效，去世了。

而根据历史的记载：天福六年（公元941年）七月，钱元瓘府署着火，宫室府库几乎烧光。钱元瓘惊惧，得了狂疾，不治身亡，时年55岁，庙号世宗，谥号文穆王，葬于今浙江省萧山县龙山。文穆王戎马半生，五战五胜，什么场面没有见到过。他亲自指挥的狼山江之战就是以火船大破淮南水军，说文穆王怕火，那是不成立的。古代医学技术不发达，文穆王身上有什么病，不一定检查的出来。或许他在丽春院起火以前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正好丽春院起火，文穆王跟着去了，也很难讲钱元瓘虽然不像是汉武帝，秦始皇一样有很大的作为，但是也算是一位明智的君主了，他也为国家的昌盛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却偏偏让他遇到了宫殿着火，成就了一代国君被大火惊惧而死的一段笑闻，最终也只能带着他未实现的理想和愿望魂归于土了，也许这就叫做天意弄人，成也火，败亦火！

公元前525年初冬，中原各诸侯国的人们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彗星，彗头在一颗叫“大火”的亮星附近，彗尾向西延伸至银河。鲁国大夫、占星家申须发布预言说，“彗星扫大火”的天象预示着扫除旧火散布新火，所以明年人间将有大火灾。另一位鲁国大夫、占星家梓慎进一步分析说，火灾将在明年5月13日（周代阴历，下同）在宋、卫、陈、郑四国都城发生。没有人知道，预言会不会实现，但时间不紧不慢地走到了前524年。

事件：四国起火，但预言只应验了一次

5月7日，鲁国都城地区开始刮风。梓慎说：“这是融风，是火灾要来的征兆。七天之后，火灾就会发生了吧！”5月13日，鲁国都城风力强劲，不过并未起火，而宋（距鲁直线距离约180公里）、卫（约180公里）、陈（约280公里）、郑（约330公里）四国都城都发生了火灾。梓慎爬上大庭氏府库房顶上瞭望了一阵，然后非常笃定地说：“就是宋、卫、陈、郑！”几天后，四国报告火灾的通告就到达了鲁国。

在火灾发生时，郑国大夫、占星家裨灶在朝堂上放话说：“如果不听我的话拿出国家宝器来消灾，郑国还会发生第二次火灾！”卿大夫们都请求子产听裨灶的，可执政卿子产却不为所动。此时就连平时最信服子产的子太叔也绷不住了，他好心劝谏说：“宝物是用来保养民众的。如果再来一场火灾，郑国就要濒临灭亡了。宝物可以挽救危亡，您爱惜什么呢？”

面对如此合情合理的劝谏，子产态度却很“顽固”，他用这段非常著名的话怼了回去：“天道遥远，人道切近，天道不是人道能够触及的，人怎么能够知晓天道？裨灶也是人，因此裨灶哪里知晓什么天道？这人预言很多，难道不会偶尔说中一回？”

然而，子产对于另外一位预言灾异的大夫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在火灾发生前，已经身患重病的郑国大夫里析私下向子产报告说：“将会有大的变异发生，民众将会震动，都城局势差不多会失控。到那时候我估计已经病死了，不能亲眼目睹灾异的发生了。我建议迁都来躲避，怎么样？”子产对里析“语焉不详”而又“危言耸听”的奏报高度重视，他回答说：“虽然迁都是个办法，只是我不足以仅凭您的这一番话就敲定迁都这么大的事情。”等到火灾发生时，里析已经去世，还没有下葬，子产专门派出三十人把他的灵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火灾当前，最要紧的事情还是救灾。根据《左传》的记载，子产的救火方案非常完备，完全不像是起火之后临时制定的。不过，方案里重要性排在最前面的三条可不是什么“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而是：第一，亲自送霸主晋国的宾客出城，保证晋、郑关系这条郑国“生命线”不出问题；第二，采取措施确保其他国家宾客安全，防止其他诸侯国借机挑起国际政治事端；第三，确保城内各处国家祭祀场所的安全，集中保管历代先君牌位，防止这些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场所和器物出问题。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政治站位很高”的救火方案。

此次火灾平息后，郑国都城并没有发生第二次火灾，裨灶也再没有在历史记载中出现过。

解析：人为纵火，一场精心策划的跨国恐怖活动

对于这起火灾的性质，《春秋谷梁传》是这样说的：有人对子产说：“某一天有火灾发生。”子产对这个预言者说：“上天是神的领域，你哪里能够知晓？”因此这次是人祸，在同一天造成了四个国家的火灾。四个相距遥远的国家都城同时起火，而且时间、地点与大半年前占星家预言的一模一样，这是天灾或意外的可能性近乎于零，而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而鲁、郑两国的占星家之行为也似乎在告诉我们这场火灾是人为的。

鲁国占星家梓慎在火灾发生时登高“遥感”起火国的言行，与人为纵火说相符。最合理的解释是：当梓慎装模作样地登高观望、然后宣称预言应验时，他已经事先知道这四个都城一定会按照预言设定的时间被人为纵火。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起火都城并不包括鲁国，这说明鲁国的梓慎团伙只承担了散布预言的“轻省活”，而并没有承揽纵火的“脏累活”。

而郑国裨灶两次高调预言火灾并要求政府拿出宝物消灾的言行，也与人为纵火说相符。最合理的解释是：裨灶所在的团伙可以掌控火灾是否发生，因此火灾发生前“如果给我宝物用于消灾，我就不放火，郑国都城就一定不会起火”，火灾发生后“如果不给我宝物用于消灾，我就再放一把火，郑国都城就会再次发生火灾”。

考虑到春秋时期诸侯国内乱成一锅粥的情形，此次“四国火灾事件”的酝酿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假设以郑国为策源地）：反对子产的卿大夫们在炮制“孔张失位”事件抹黑子产失败之后，通过与占星家裨灶等人的谋划，想到要利用一场包装成“天灾”的都城火灾来诋毁攻击子产，这样一则事态足够严重，可以掀起足够大的政治风浪；二则托言“天灾”，可以逃脱罪责。他们的思路是：如果只在郑国实施“预言+纵火”行动，容易让民众怀疑是人为纵火；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不可能是人力所能为、而只可能是上天降灾，最好是联络其他国家同样有作乱“需求”的卿大夫以及愿意配合的占星家，组织实施一次完全超出普通人想象力范围的、在当时只能被理解为上天降灾的多国同时起火事件。就这样，在郑国卿大夫、占星家团伙的策动下，一个多国占星家发布预言、多国团伙同时纵火的联合行动逐渐成形。

重构：攻守双方，在暗处不能言说的较量

如果我们将上面所有这些碎片拼接起来，可以尝试重构“四国大火”事件来龙去脉如下：

在前526年至前525年间，受到“彗星扫大火”天象的启发，宋、卫、陈、郑、鲁五国的卿大夫和占星家们勾结了起来，决定组织一次先散布预言、再根据预言日期在都城纵火的联合行动，以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其中，宋、卫、陈、郑团伙将负责在本国散布预言并组织纵火，而鲁国梓慎团伙则只答应帮助散布预言。

计划确定之后，鲁梓慎在前525年初冬发布预言，开始为行动造势；郑裨灶也发布预言，并要求政府拿出宝物给他消灾，其他相关国家的占星家应该也发布了类似的预言。郑执政卿子产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依照常理拒绝了裨灶的要求。其他国家的情形已不可知，但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国的纵火行动由于政府同意“消灾”而被终止。

在火灾发生前，病重的里析得知了郑国纵火行动的一些内幕情况，虽然畏惧幕后的高层势力，但最终还是良心占了上风，抱病向子产报告，透露了他能够透露的部分信息，希望子产对此事足够重视，而不是把它仅仅当作裨灶的一次普通预言。子产领会了里析的用意，并开始及早制定救火预案。

前524年5月13日，占星家联合团队在宋、卫、陈、郑四国都城同时纵火。随后，占星家们便活跃了起来：鲁国梓慎登上房顶“遥感”确认了四个起火国；郑国裨灶在朝堂公开放话，要挟政府交出宝物，煽动卿大夫们向子产发难。子产确认这是一场有政治企图的人为纵火行动，并据此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应对：

第一，针锋相对地抛出“裨灶不知天道，预言全靠瞎猜猜中”的言论，打压裨灶的嚣张气焰，回击卿大夫们的诘难，并放出“烟雾弹”，让纵火团队认为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人为纵火。

第二，立即按照一个“政治挂帅”的预案开展救灾工作，先确保外国宾客、国家祭祀场所、先君牌位等政治敏感人员、场所、器物的安全，尽量不给反对派卿大夫留下在政治上进一步发难的新把柄。

第三，对裨灶及其党羽采取强制措施，不让裨灶的第二次预言再有应验的机会。

第四，派人转移忠臣里析的灵柩，表明政府对于里析病重不忘忧国、冒风险向政府报信的嘉许。

然而，可能是出于对反对派卿大夫势力“狗急跳墙”的顾忌，也可能是不愿在执政中引发高层势力的火并，子产并没有彻查火灾真相、深挖幕后“大人物”，而是采取了一种“息事宁人”的善后处理方式。于是，这场威胁到多国政权的跨国恐怖主义行动便被尘封于史册之中，只留下一个或隐或现的背景供后人揣测。